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1949年前后,隨著新中國的建立,一批在抗戰勝利后邁出國門的留學生,滿懷愛國主義精神、抱著為建設新中國貢獻才智的想法,學成的、沒有拿到文憑學歷的,面對新中國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的困難局面,毅然從歐美等先進國家歸來,成為中國留學上具有突出特征的歷史階段。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慶祝歐美同學會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里,就把建國后一大批留學人員回到祖國懷抱,為新中國各項事業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的事跡,概括進了中國百余年留學史“四個重要歷史階段”之一。這些人中包括華羅庚、周培源、錢三強、錢學森、嚴濟慈、鄧稼先、吳良鏞等等。他們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嘔心瀝血、頑強拼搏,為新中國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一代留學人員,如今有了一個專有的詞匯來概括:建國海歸。

2018年12月18日,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隆重舉行。大會表彰了100位“改革先鋒”,史久鏞先生以“外交領域國家利益的忠實捍衛者”被授予“改革先鋒”稱號。這位聯合國國際法院的前院長,如果不是這次受到如此隆重的表彰,由于他太過專業的工作領域,并不為人所熟知。縱觀史久鏞先生的人生經歷,一個深具愛國主義、家國情懷、求真務實和創新創造的“留學生精神”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躍然眼前。

“肄業”的法學博士

史久鏞先生是當代中國國際法專家。說到他的專業、他的歸國,就一定會涉及他的經歷。史久鏞先生早年經歷似乎已經成為所謂的“橋段”,為人所知。史先生1926年10月出生在寧波,后隨父母遷居上海。史先生的父親是一名染料商人,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江南,經營染料生意是一條發家致富的重要途徑。因此史久鏞家境富裕,這就為他從小就受到良好教育提供了前提條件。

也正因處在上海這樣的地方,求學階段史先生進入的始終是有著先天外語優勢的教會學校。而他在抗戰期間進入的大學,是現代中國史上十分著名的上海圣約翰大學,這所大學在一定程度上可稱為中國留學生的“搖籃”。1949年史先生負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選擇了國際法專業,據史先生的回憶是因為在抗戰時期,每天上、下學時耳聞目睹作為占領軍的日本對已是亡國民眾的上海人民驕橫跋扈的丑惡嘴臉,激發起他的思考:國與國之間應該以何種明確的規則體系來處理關系。

新中國建立前后,史久鏞先生研究生畢業后留校繼續從事國際法研究工作。促使他毅然決然回國的,是新中國建立不久的一次著名外交活動。1950年11月末,就在中國抗美援朝赴朝參戰不久,新中國外交使團在伍修權先生帶領下,到達了位于美國紐約市的聯合國總部。11月28日,伍修權以“美國武裝侵略臺灣案”為主旨做了長達兩個小時的演說。伍修權先生義正辭嚴的演講、“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的收尾,讓史久鏞激動不已。他看到了那個曾經積貧積弱的祖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已經顯示出的自信。

徹底成就史久鏞回國的歷史事件是1953年朝鮮戰爭停戰協定的簽署——戰勝當時世界上最強大國家的人民當然是最偉大的,1954年秋,等不及畢業式上把博士帽的流蘇從右撥到左,史久鏞回國了。

家國情懷,被誤解也要堅守

1982年開始,中國與英國之間開始了香港問題的談判。涉及兩國間重大問題和根本利益,作為國際法專家的史久鏞自然不能缺席。對史久鏞而言,這是一次運用國際法原則,同時也是充分發揮專家的學識和學術智慧,最大限度爭取中國國家利益的經歷;而當時還要面對改革開放不久中方人員中許多人國際法知識缺乏、國際規則認識不深、把握不準的問題,這種狀況甚至產生出極大的誤解,在史久鏞看來是更費精力的事情。

談判中,香港本身的地位、聲明中如何表述香港的回歸,就是考驗中國國際法專家智慧的棘手問題。英國方面對香港地區的法理統治,是19世紀英國通過與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獲得的。對中國而言這些條約當然是非法、無效的。因此采用“放棄”香港來表述的英方提議不被中方接受。經過幾個月艱苦談判,在最后的聲明文本中,雙方一致采用“歷史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代替“英國放棄不平等條約”的表述,并用了中方主張的“交還”的表達。

據《中國新聞周刊》的報道,史久鏞先生認為通過“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不僅是中國祖國統一大業道路上充滿智慧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國對國際法的一個巨大貢獻,可以說是中國給“國際法帶來的突破”。他說,在此之前,傳統國際法領域沒有不平等條約的概念,更沒有對不平等條約的處理辦法。如何對待不平等條約,闡明不平等條約的無效性和非法性,完全沒有先例可循,但香港回歸成為了具有創造性和歷史性的經典案例。

在中英香港問題談判期間,中國開始了加入世貿組織(當時叫“關貿總協定”)談判的籌備。當時的香港已經是關貿總協定成員。需要指出的是,關貿總協定直到后來的世貿組織,其成員并不要求必須是主權國家,只要是單獨關稅區即可。香港問題談判期間,中方有人提出香港應退出關貿總協定,待回歸后作為中國的一部分與大陸再一同加入。史久鏞堅決反對這種意見,他力主香港先以單獨關稅區身份留在總協定內。

他以深厚的國際法知識儲備和國際法原理的透徹領悟,料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是一個漫長而艱苦的過程,而香港的經濟命脈最直接地體現在進出口貿易中,如果不留在總協定內,其經濟發展和繁榮穩定根本就無從談起。當時,史久鏞的堅持被一些人視為“賣國”。史先生不為所動,香港人民的福祉是他所看重的——責任天下是中國知識分子固有的精神,是家國情懷的體現。

任期未到即辭職的國際法院大法官

1993年,史久鏞先生當選為國際法院法官;2000年,當選為國際法院副院長;2003年2月,當選為國際法院院長,成為國際法院自1946年成立以來首任中國籍院長。2006年,史久鏞卸任國際法院院長,繼續擔任國際法院大法官。2010年5月,84歲的史久鏞辭去國際法院大法官職務回國。

這里要普及一些基本的國際法知識。“國際法院”不是世界上的“最高法院”,不是解決天下各類糾紛的“終極裁判所”。它只是1946年成立起來的、作為處理政府間事務的多個國際組織之一的、名稱叫做“聯合國”的一個組成機構而已。只不過目前這個叫做“聯合國”的組織是“地球上”成員國最多的,因此也可稱為“最大”。“國際法院”是聯合國內用來處理成員國之間事務(術語叫做“國際公法”)的、解決爭端和糾紛的司法機制的執行機構。順便提一下,國際法院的院長也不是中國人意識當中習慣認為的管理其他法官的“官”,其地位類似于召集人,是“國際法院”法官們開展工作的組織者。

從1993年當選到2010年辭職,史久鏞先生擔任國際法院大法官18年。這18年正是中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化、中國人民開始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歷史時期。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國際地位也不斷攀升。史久鏞先生認為從他當選國際法院法官、再被推選為副院長、院長……這個過程本身就能從一個方面表明中國這幾十年來的不斷發展、進步。法官這個職業把追求公平公正奉為天職,國際法院的法官也一樣。史久鏞先生的后半生幾乎一直在從事這個工作,最根本的還是他對公平正義的終極追求以及秉公辦案的職業操守。

史久鏞先生辭去國際法院大法官職務回國后在接受中國記者采訪時說:“法官是獨立的,的確是獨立的。你看我任職這么多年,中國政府從來沒問過我‘你對這個案子怎么看’,其他國家的法官也是同樣的情況。”獨立辦案,秉承對公平秩序的堅守,用公平正義衡量爭端糾紛,這是一個深諳國際法法理、更將人類社會對正義的追求融入血液的中國知識分子、中國留學生的情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