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應耐得住寂寞,但這寂寞并不孤獨,翻譯搭成的橋不僅聯系譯者和作者,也聯系著兩種不同文化和文明,聯系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所以,再寂寞也值得

有人曾拿著王勃五言絕句《山中》去問朱光潛,“長江悲已滯,萬里念將歸。況屬高風晚,山山黃葉飛”,這首詩該如何翻譯?朱先生說:“沒法翻譯。”

這里的“沒法翻譯”指的是要翻譯得和原詩一模一樣是不可能的。漢語和西方語言是完全不同的載體:一個屬漢藏語系,另一個屬印歐語系;一個是單音節表意的方塊字,一個是多音節的拼音字母;一個有四聲而且韻母非常豐富,一個是韻母相對單調但節奏鮮明。如果逐字逐行,肯定無法翻譯。比如,外語寫作最忌諱重復使用同一個單詞,而在漢語里有時卻是修辭手段。當年把《紅樓夢》翻譯成西班牙文時,我們吃盡苦頭。像“桃花簾外東風軟,桃花簾內晨妝懶。簾外桃花簾內人,人與桃花隔不遠”之類,如果硬是逐字逐句翻譯出來,恐怕非但不是詩,讀起來也不成話了。朱先生所謂的“沒法翻譯”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的。

詩歌翻譯,一般應“以詩譯詩”。所以新詩誕生之初,人們普遍的看法是“詩人譯詩”,當年譯者也的確以詩人居多。后來,人們發現這種提法有一定局限性。正如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在一篇題為《文學與直譯》的文章中所說:“從理論上說,只有詩人才應該譯詩;而實際上,詩人成為好譯者的情況寥寥無幾。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幾乎總是利用他人的詩歌作為出發點來創作自己的詩歌。好的譯者則朝著相反的方向運動:他的目標只是一首類似的詩……翻譯過來的詩應該是原詩的再現。”在這里引用帕斯的話,不僅因為他是一位大詩人,還因為他是一位翻譯家,他曾翻譯杜甫、王維、蘇軾等人的詩歌。

詩歌翻譯有點像演員表演,是二度創作。好的譯者對原詩有透徹的理解,然后又能用自己的語言準確、鮮明、生動地轉述原詩內容,關照原詩風格與神韻。當然,不同譯者具有不同特點,這就是為什么“十個譯者會譯出十個不同的莎士比亞”來。我們平時說的“信、達、雅”或“最佳近似度”,都是一個綜合指標,其中就包括對內容與形式、對表層含義與深層含義的表達,盡可能追求譯詩和原詩在形似與神似、異化與歸化上的和諧與平衡。

眾所周知,中國新詩百年和譯詩百年是同步前行的。翻譯外國詩歌目的之一是為本國詩人提供借鑒和參考,從而豐富和繁榮我們自己的詩歌創作。一百年來,譯詩對中國新詩的影響有目共睹。在回首新詩百年時,同樣應審視和反思譯詩的影響:有無不足之處、有無過分之處,如何在繼承詩歌傳統和借鑒外來詩歌基礎上繁榮我國詩歌創作,這才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我們必須時刻關注中國文學現狀和動態。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先后兩次應西班牙格拉納達大學之邀,與西班牙友人一起翻譯、校訂并出版西班牙文版《紅樓夢》。當年西班牙報刊提到《紅樓夢》時,總說它是“中國的《堂吉訶德》”。讓我頗受觸動的是:自1922年林紓、陳家麟合譯《魔俠傳》以來,《堂吉訶德》在中國已有上百個版本,而《紅樓夢》在整個西班牙語世界,至今幾乎仍然只有我們這一個譯本!中國文學經典外譯,我們還有很多開拓性工作要做。尤其是面向非通用語種的翻譯,很難由國外漢學家獨立完成。

因此,我建議采取“轉譯加審校”模式來推動中國文學經典的翻譯工作。例如,要把一部中國文學經典譯成西班牙文,首先要遴選出大家公認的好的英譯本或法譯本,然后請西班牙語高水平譯者譯成西班牙文,再由我國西班牙語學者根據中文原文逐字逐句審校。這樣,既可保證譯文質量,又可避免誤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當然,這只是權宜之計,當譯介國出現高水平漢學家,也就無需我們越俎代庖了。

每次談到文學翻譯,我總會想起北京大學西語系田德望教授。田先生73歲在身患重病的情況下開始譯《神曲》,花了18年時間譯完《神曲》,老先生隨之仙逝。意大利文學專家呂同六為表達對田先生的崇敬之情,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寂寞是一座橋》。這深深感動了我。翻譯是寂寞的,譯者應耐得住寂寞,但這寂寞并不孤獨,因為翻譯搭成的橋不僅聯系譯者和作者,同時也聯系著兩種不同文化和文明,聯系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所以,再寂寞也值得。

趙振江,1940年生于北京,北京大學教授、翻譯家。著有《西班牙語詩歌導論》、譯作阿根廷史詩《馬丁·菲耶羅》《拉丁美洲詩選》等20余部,主持翻譯西文版《紅樓夢》。曾獲魯迅文學獎(文學翻譯獎)、西班牙伊莎貝爾女王勛章等獎項。

《人民日報 》( 2019年07月02日 20版)